電影《年會不能停》：何以走向良好生活

　　作者：韓貴東

　　“今天的時代是一個加速的時代！”德國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振臂高呼，以其特立獨行的理論視域對現代社會不斷加速的生活節奏與橫沖直撞式的“快餐”化生命觀進行批判與反思。正如羅薩所言，現代社會的時間管理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將人們的生活導向了加速度的地帶，而這也促成了個體與社會在不同聯結關系中“新異化”的誕生。青年導演董潤年執導的電影《年會不能停》恰恰在一定意義上，成為商榷這種“加速”之“異化”的一個窗口。電影中處處流露著一種被嚴密時間體制所束縛、協調并操控與支配的倫理法則。從表面上來看，一切似乎井井有條，符合既定的社會規則與企業秩序。然而，在這背后卻隱藏著多重自上而下式的道德束縛與言辭說教，集中呈現出了當代人加速主義傾向的心理頑疾、黑色幽默化的自我批評以及歡喜自在的生活美學。

　　現如今大跨步化的生活節奏已經使得人之為人的意義被逐漸消解，乃至彌散于庸碌的社會日常之中。人們很難再尋找到木心在《從前慢》中所描繪的生活景致，取而代之的則是急功近利、慌亂又忙碌的思維定勢。可以說，電影《年會不能停》恰是在這樣一個快節奏，時刻準備“996大廠化”的職場生活設定中，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現實喜劇。大鵬飾演的鉗工胡建林因公司整體裁員，被陰差陽錯地調入集團總部，并直升部門負責人，由此所引發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職場怪象。值得強調的也在于，電影在講述職場故事的同時，宛如一把利刃，切開了當下打工人的敏感神經，與之產生情感共鳴的同時，也流露出強烈的“時間匱乏”感。質言之，也就是羅薩在《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中所指出的：人們“被不斷增強的時間貧乏、時間壓力和以令人感到緊張形式出現的加速迫力的感覺，以及對于‘不再能趕得上’的恐懼所打敗了”。從現實的角度而言，這種力透紙背的打工人職場之“加速化”批判，貫穿電影始終，也造就了其國產年度喜劇天花板的美譽。

　　當然，我們還應當看到《年會不能停》在職場生活“加速主義”的批判中所選擇的黑色幽默化的現實主義喜劇創作路徑。首先，電影在角色選擇上盡可能地網羅當下知名的喜劇人，其中既有大鵬、白客、王迅這類“古早”級別的喜劇紅人，也包括了童漠男、晃晃、大木、楊磊等當下脫口秀界的達人，以及宋木子、王皓等喜劇大賽選手，甚至還有歐陽奮強、李乃文等“叔輩”實力派演員。可以說，作為一部年度巨制的喜劇電影，其演員陣容堪稱豪華。其次，故事在胡建林與同事馬杰、潘妮各懷利益的行為選擇中，披露了職場文化背后的痛點，擲地有聲地抨擊了欺軟怕硬與虛情假意的職場敷衍邏輯。換言之，電影并非一味地給觀眾帶來笑聲，更多的是讓觀眾進行自我的職場情感投射。同樣作為職場打工人或者機器上的螺絲釘，觀眾在近兩個小時的敘事中達成了某種情感共振，也在這種“絞刑架下的幽默”之中獲得某種心靈的慰藉。此外，電影還呈現了黑色幽默背后小人物成長的心路歷程，帶有濃厚的荒誕感與存在主義哲學發問。電影中胡建林陰差陽錯的高升，引發了不同部門之間的猜忌與謾罵，勾勒出一幅職場明爭暗斗的浮世繪，在諷刺的背后也充斥著無可奈何的二元情感對立，在陰沉、郁悶與愁苦交織的螺旋上升中，蘊藏著某種對抗與吶喊。

　　實際上，優秀的喜劇電影除了為觀眾帶來笑或批判的情感共鳴之外，還應當包含一種基于善的關懷下的方法論建構，即如何在電影觀閱之后獲得良善生活的更多可能。在這層思考之中，私以為《年會不能停》兼具黑色幽默的批評立場與倫理道德的價值關懷。盡管有些影評人認為電影敘事節奏的前三分之二與故事后續發展之間存在銜接的裂痕，但這并不影響故事最終叩問事實真相為何的情感表達，而對職場黑幕的揭露與反抗，也體現了其對現實職場困境思索后的某種超越。主人公胡建林正是小人物歡喜自在的代言，亦是觀眾自我反思何以走向生活美學的人物符號。何為生活美學？質言之，即是能夠從日常生活的點滴之中，創造性地建構屬于自我的美好生活。或者說，需要以審美的態度朝向生活的方方面面。電影作為一面鏡子，在折射出諸多職場生活亂象的同時，也指向了生活的美學地帶，引導我們思考如何關注自身心靈的詩意棲居。一言以蔽之，我們不必委曲求全于自我工具理性的徹底釋放，而應當在職場的打拼之中，游刃有余地葆有對價值理性的關照。減少自我內耗的路徑或許就在于如何把自我視為一種方法。或者，從時代精神與“人是目的”的價值關系中尋求安放內心的答案。

　　“時代的列車開過去，總會有人在時代的車輪底下增加摩擦力”，這并非代表著一種必然犧牲與舍棄的底層邏輯，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應如何在巨機器叢生乃至AIGC狂飆突進的時代進程之中，找準自我的定位與方向。在這一點上，《年會不能停》或許還未來得及提供一種具象化的解決方案，但這恰恰是我們仍需努力思考的關鍵。

　　（作者系第36屆大眾電影百花獎終審評審，第5/7屆平遙國際電影展評審團成員）